初识《河南大学报》,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那时还是河南大学的学生。
在那个可读的东西还相对贫乏的时代,校报可以说是同学们一睹为快的文化大餐。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校报的面孔严肃到几近呆板,但这并不影响大家争相阅读的热情,因为她的字里行间,不仅有学校里发生的重大事件,有老师和同学们生活的“故事”,更有让爱好文学的我爱不释手的散文诗歌。所以,一张小报往往被我们翻来覆去地读遍每一个角落。说句实在话,那时的我,对校报是仰而视之的,在那个印刷品非常有限的年代,谁的笔作能变成铅字,在大家心目中,算不上作家,至少也是比较有才气的。而校报的编辑,对来稿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肯定也都是文字功底相当深厚才能胜任的。由此种种,自己和校报的缘分是从一个忠实的读者开始的。这种缘分一直延续到我留校做教师以后的很多年。
与校报拉近距离是 1992年,本人有幸调进宣传部工作、成为校报人的同事之后。
此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非常近距离地了解了校报的采编和刊行过程,在打破过去对她长期持有的神秘感的同时,亲眼目睹了校报工作者们的甘苦。他们在人手较少,采编、刊印时间性又很强的情况下,每期都赶得非常紧张,熬夜加班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也许正因为如此,自己时常被校报人的敬业精神感动着。观察着他们在审阅每一篇来稿时的职业性挑剔、通宵达旦挥就大作后疲惫着的快乐、挥着主宰作品命运的大笔划版时的潇洒以及一遍又一遍校对稿子的认真,的确是苦也其中,乐也其中。毋庸置疑,他们所有的付出就是为了编印精品。每当一期新的报纸印出,他们总是品着墨香,一遍又一遍地欣赏着自己经过数遍修改和编校的杰作,强烈的成就感溢于言表。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我是作为报人的同事和朋友,与校报保持着一份理解和欣赏的缘分。
与校报结下更深的情缘是在做了校报的主编之后。
由于职务的关系,自1997年初,我开始担任校报的主编,负责三审(即终审)每一期的每一篇稿件。自此,我才真正走进了校报工作的内部,作为她其中之一员,与她一起走过了将近六年的风雨历程。至今难忘,在与报友们并肩战斗的日子里,每当发现重大题材,大家就反复研讨,一遍遍精心设计采访方案;每当发现一篇好稿,便如获至宝,争相传看,爱不释手;每当发现一位写作新人,就像识才的伯乐,欣喜不已,百般鼓励;然后,就俨然耐心的园丁,对学生们的稚作咬文嚼字,不厌其烦。“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河大校园不知有多少当年的少年才俊就是被校报“调教”和“斧正”出来的。而今的我,虽然远离了这个群体,但心底却印着太多挥不去的记忆。我把这段记忆作为一份难得的经历财富,永久珍藏。
正因为难忘,我会在改行之后还继续关注她,并时常与朋友们议论一些有关她的话题,思考校报在学校发展中的准确定位与功能,以及如何确立体现时代特点和学校特色的办报理念等等。
首先,校报是高校传统的、见诸文字的重要舆论阵地,一直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导向职能。她通过忠实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我国高等院校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坚守一方稳固的思想阵地,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作为报人,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容淡忘和回避这一点,否则,就有悖于“校党委机关报”的身份。
其次,校报又是联系学校管理部门和师生之间的重要媒介,体现着上下沟通的桥梁职能。这座上情下达、下情上馈的桥梁,不仅是学校信息畅通的重要渠道,而且是统一师生思想的重要载体,可以让管理机关与基层、老师与学生等各个方面通过沟通消除隔膜,减少误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从而上下一致、默契配合、形成合力、共谋发展。因此,信息沟通既是宣传工作,又是重要的思想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办好一张校报,相当于增加了一支庞大的宣传和思想工作者大军。
其三,校报当之无愧地发挥着校园文化橱窗的功能。大学不仅是知识分子的聚集之地,更是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的聚集之地,大学生是一支始终站在时代文化潮流前沿的活跃人群,他们也是校报积极的作者群和忠实的读者群,可以说,是他们赋予了校报鲜活的生命力。因此,和着时代脉搏,贴近学生生活,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去反映学生所想所需,是校报永恒的、不可忽略的主题。
其四,校报还是一所学校发展历史的见证和记录,即珍藏历史的功能。由于宣传部的工作性质,每每参与校庆的筹备工作,总能深刻地体会到校报在记录学校发展历史轨迹中的重要作用。记忆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当历史被时间缩了水,我们剩下的唯一完整、有序、准确、可靠的历史记载资料就是校报,她一次又一次帮我们记起了来时的路。报人,其实就是为学校书写历史和留下记忆的人,后人只有透过校报记载的文字,才能辨别和感受前人走过的路。而校报的记载是否客观真实、是否全面无遗、是否准确无误,就成为检验报人是否不辱使命的重要标准。
常言道,旁观者清。上述感慨是自己在走过、做过而且离开多年之后的回观与反思,也许带着更客观、更理性的成分。如果不嫌,就算一名学生送给我曾热爱过、至今还热爱着的母校110周年校庆的礼物,愿校报和母校都能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