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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大故事|缅怀刘思谦老师

2022年07月26日
作者:    武新军           资料来源:    河南日报客户端

7月18日下午,可敬可爱的刘思谦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文学院很快就收到大量纪念文字:刘思谦“自新时期伊始,她在新时期小说研究,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等方面,潜心耕耘,努力开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突出的建树,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事业和学科建设做出了自已的重要贡献”(白烨);“她以深厚的理论素养、敏锐的学术眼光、独具的性别视野,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乔以钢);“她是我敬慕的先辈学者,是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光荣的拓荒者”(季红真);刘思谦“是新时期河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为河南在全国文学界地位的确立,为中原作家群的发展壮大贡献卓著”(何弘); “刘思谦教授的独立人格、治学精神,一直是无数学人的榜样。她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更是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生态”(李洱);“她是激情与学理并重、文坛与讲坛兼长的出色学者,是河南大学文学研究队伍的令人尊敬的师长,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大树的辛勤培植者”(孙荪、王守国、孙先科)。

认识刘老师,是在二十几年前的一个下午。那天她做一个关于女性文学的报告,讲的什么内容,现在想不起来了。留在记忆里最深的,只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姿势。富有冲击力的语言,后浪推前浪般地,不停地撞击着你的心田。在场的所有人,都被牢牢抓住。坐在前边的一个女研究生,身体不停地颤抖,想是被唤醒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演讲结束后,全场响起异常热烈的掌声,两位女同学献上了很大很大的两束鲜花。掌声渐渐平息,刘老师也渐渐平静,回到了日常生活中来。

在1980年代,刘思谦老师就是凭着这种激情和锐气,高举着“人的文学”的旗帜冲锋陷阵,既赢得阵阵掌声(“三大女批评家之一”),也遭致不少的质疑和责难。而后,她转向了女性文学研究,为开创女性文学学科付出许多的心血和汗水,成为国内女性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她反复说自己是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多方觅取资源,不断在二十世纪文学中寻找被压抑的自由之声,寻找与历史以及与当代生活对话的可能性。在我向她求学的那些年,她又把目光转向十七年文学,一部部地重新细读那些尘封已久的作品,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章。那几年,我多次把自己购买的关于十七年文学的专著呈送给刘老师,她在每本书上用红笔、黑笔勾画,标注自己的想法。年高体弱而仍能在学术上孜孜以求,着实让人感佩。

刘老师很单纯,对读书写作很着迷。有好几次,在河南大学仁和小区的路上,看见她慢慢地走着,手里拎一个小袋子,里面通常是一只烤红薯,或两穗熟玉米,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赶紧跑过去问好,但谈不了几句话,总会转到某某又发表了一篇什么好文章,某某又发表了什么怪论,某某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她谈的很专注,声音很高,过路人驻足观看,她也毫无所知。这种对学术的执迷,使她不屑于通过学术以外的资源获取学术的认可。她的学术影响,是真正建立在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穿透力基础上的,她的文章有很高的引用率,有很多的共鸣者。这一点,是实实在在、作假不得的。

刘老师对学生很严格,丝毫不讲情面。十多年前研究生扩招,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就业压力很大,要求每个学生心无旁骛地埋头读书写作,是很困难的。刘老师绝不降格以求,她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引到学术前沿去。在开题和答辩中,她的眼里容不得任何非学术性的内容,对于学术价值不高的选题,她会直言不讳地彻底否定掉,经常把学生搞得很难堪,事后学生找到了有价值的选题,又会对刘老师充满感激。

刘老师喜辩论。当你试图质疑她的历史判断和学术思路时,她总会细细地倾听,一言不发地看着你,然后在不经意间突然调动各种资源(她所掌握的史料,她的生活经验,她同辈人的生活遭遇等等)展开反攻,把用激情、历史细节和人生经验织就的大网向你扑头盖脸地撒过去,然后一条一条地条分缕析,和你展开辩论,不把你挤到墙角决不罢休——但她又绝不希望你缴械投降,反而鼓励你再去寻找新的论据和她辩论。她说:我有我的人生经验和历史记忆,你们有你们的人生经验和历史记忆,我希望你们尊重我的和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但不希望你们盲目地跟着我们走,我希望我们能在对话中丰富对于历史、对于当代生活的理解。

我2004年至2006年师从刘老师从事博士后课题研究。我知道,她内心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我的观点和思路,她一定认为我是个喜欢“使别劲”的学生。坦白地说,我也从来没有认同过她的观点和思路。我一直觉得,以某种理想去批判和清理历史的创面,无论这种理想多么美好,都会成为进入历史的障碍。那些年,刘老师带着研究生阅读了大量西方的哲学、史学著作,她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对人的理解,完善对女性的理解,并把自己的理解投入到对历史的思考中。而我则一直想从制约人制约女性的外部关系进入对历史的思考,想看看在背离老师的路子上究竟可以走多远。那些年,我写的几乎所有文章中,差不多都有一个辩论的对象,那就是敬爱的刘老师,是刘老师的观点从反向激活了我的许多思考。

2005年,第七届全国女性文学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刘老师在认真筹备会议的过程中,找我们几个青年教师谈过一次话,希望我能把自己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写成文章,争取能够在会上引起一点争鸣。我很紧张地投入了思考,把平时与刘老师辩论的零星想法进行了整合,把所学的马列、西马的理论全部都用上了,全力批驳以刘老师为代表的女性文学研究的思路,最后完成会议论文《近十年女性文学研究思路批判》(后刊《学术月刊》),4月24日收到刘老师的评阅意见,她很明显感受到了我的挑衅,评阅意见也不是十分的冷静:

“题为‘近十年女性文学研究思路批判’,却基本上脱离女性文学实际,从先在的、缺乏合理性的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思路批评女性文学研究的人文主义思路,对主体性、启蒙、现代性等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词充满了偏见,而且由于对这些“偏见”缺乏学理上的论证,未能将‘偏见’转化为‘合理性偏见’,恐怕很难引起‘争鸣’。”

没想到在会议上,这篇不成熟的文章引发了激烈的争鸣:许多学者纷纷上台发言对我进行批驳,个别学者情绪非常激动地对我进行声讨。也有不少长者安慰我说我讲的有道理,只是有点尖锐了,有的虽然不同意我的观点,说上帝都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因为这件事,我和许多女性文学研究者保持着多年的联系。刘老师事后又看了我的文章,没有再彻底否定,却到处表扬我,说能引起争论很好,只有在争论中彼此的思考才能往前推进。由此我更为敬爱老师,认识到老师对学生其实是很宽容的,当然前提是学生在认真地思考问题。

刘老师移居郑州之后,我们逢年过节去看望,她最大的苦恼是身体状况不好,反复地说还有许多写作计划没有完成,还想写什么,还想写什么,并让我们看她在写作中的手稿。有一次,她听说我开始参与学院的管理工作,开玩笑说你怎么也当官了?她在平常的谈话中向来是对“官”没有好感的!最后一次见面,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偶尔清醒时,能够感觉到她想起了我是谁。在她先生赵明和老师的帮助下,她艰难地在《刘思谦画传》上给我签上了名,手不停地在颤抖。那一刻,一阵悲凉涌上了我的心头,眼睛有点湿润,以后恐怕是很难再与刘老师辩论了。

而今,是永远再也没有机会与刘老师对话了……

责任编辑:史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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